三省六部制在北周官制中之所以能顽强存续，其背后有着隋初政治形势的深刻影响。 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后，并没有重新组建一个完全新的政治集团，而是大部分依靠北周旧有的统治集团来维持政权。虽然这些人改旗易帜，从宇文家族转投杨氏，但他们原本建立的政治基础依旧强大，隋朝的皇权转移不得不顾及这些旧势力的利益。 以北周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为代表的关陇集团，实力深厚，彼此紧密合作。隋朝即位后，必须承认这些旧势力的存在，并在政治上给予他们适当的照顾。虽然隋文帝为天子，但在与前朝勋贵打交道时，仍时常展现出宽容的姿态。 例如，王谊曾是北周的民部尚书，地位非常显赫。作为北周武帝时期崛起的军事贵族，他在平齐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北周宣帝时，因王谊的刚正不阿，他被排挤在外。当“三方之乱”爆发时，王谊主动请缨平定叛乱，坚定站在杨坚一方。为了拉拢王谊，杨坚将自己的第五女嫁给了王谊的儿子。 隋文帝即位后，太常卿苏威建议削减勋贵领有的土地，减轻百姓负担，但王谊强烈反对，认为这样会打击勋贵的积极性。隋文帝虽然也意识到过度授予土地的弊端，但他考虑到稳定政权的需要，不想在初期就引发勋贵们的集体反对，最终选择了妥协。 有一次，隋文帝到岐州巡查，王谊再次劝谏，提醒文帝不要轻易行动。文帝半开玩笑地回答：“我曾经和公位望齐，今天却屈节为臣，是否该感到羞愧呢？此行是为了震扬威武，只是为了让公心服从罢了。”虽然这句话看似是提醒王谊，但也透露出隋文帝的妥协心态。隋文帝虽更换了姓氏，但政权的运行依然沿用了许多旧有的做法，很多旧规矩和制度并未进行剧烈的改变。 在吸取北齐和南朝中书、门下的官制时，隋朝并没有完全照搬其制度。中书一职掌握内政机密，原本的六官体系被削弱，这对于北周的旧臣来说，既是心理上的不适应，也是权力上的不满。 因此，隋文帝在设计官制时，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式。一方面，他需要与过时的旧制度告别；另一方面，他又不得不顾及关陇集团的政治惯性，这样在尚书省的结构中，较高的品级和独大的规模成为了妥协的产物。 如果尚书省的权力过于集中，可能会再次出现实际上的独裁现象——尚书令。因此，隋朝对尚书令的任命非常谨慎，大多数时候并未直接任命尚书令，而是由副长官如尚书左右仆射来代行其职务。即便如此，这些高官的权力依然十分巨大，隋文帝常常对其进行制衡。 例如，杨素担任尚书右仆射时，隋文帝认为他的权力过于集中、威望过高，于是曾对他说：“仆射应当是国之宰辅，不能亲自处理琐碎事务，应该每三五日汇报一次，讨论大事。”表面上这是关心杨素，实际上是在压制他的权力。隋文帝晚年，杨素一度连尚书省内部的事务都不再过问。 杨素后来因为协助杨广夺储而被任命为尚书令，但这完全是炀帝为了政治利益交换的结果。即使杨素拥有了如此高的职位，他依然感到不安，内心对未来充满恐惧。为了保全自己，他甚至走上了不正之路，贪污财物并扩展产业，从而招致了朝野的非议。 尽管开皇时期的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，但它依然在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制度建设中取得了显著进步。虽然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的分工以及官级设定，直到唐朝才最终完善，但这一初步的制度改革成功地分散了宰相的权力。隋朝通过纳言、内史令、尚书令等职务的分设，使得宰相的职权得到了有效制衡，避免了像曹操、诸葛亮、王猛那样的“独相”局面，皇权得到了大力巩固。
展开剩余14%然而，隋文帝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犹豫和妥协，最终使得三省六部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少隐忧。随着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积累，这些问题最终也为隋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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